1963年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，维修保护九顶塔的济南经验受到推广。梁思成在《文物》杂志上撰文，高度评价了九顶塔的成功维修“做了第一等的工作”，并提出，“向山东的同志致敬!向山东的同志学习!”著名作家任远先生，就是这一荣誉背后的功臣之一。
任远，章丘人。从在济南求学到毕业后从事新闻宣传报道、主持编辑报纸副刊，他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活跃于济南文坛，与著名诗人孔孚、孙敬轩以及著名文史学者徐北文被誉为“济南四才子”。1961年6月至1963年7月，国家经济困难所致，报社停止办刊，他被调到济南文化局任文艺科副科长，除了参与全市文艺工作的统筹策划外，他还参加了著名唐代建筑九顶塔的维修工作。
老话说，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，当时国家经济捉襟见肘，必须省着花，对于文物保护也是如此。当时，九顶塔由于年久失修，已经破败不堪，塔基和半截塔身被山上所冲淤土和乱石掩埋，塔身和八角，多处残缺，塔檐坍塌，塔顶除了中心塔和一小塔尚存塔身，其余多已坍塌不全。
省、市、历城县文化部门先对四门塔和千佛崖进行了初步加固。那一年，国务院准备公布国家级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带领罗哲文等古建筑家来济南视察，确定九顶塔列入国家首批重点保护单位，并对九顶塔、龙虎塔、千佛崖等重要价值予以肯定，这无疑积极促进了维修九顶塔计划，于是，维修工作很快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具体分工安排为，省文化和财政部门拨付上万元维修经费，以市文化局为主要组织力量，工作人员从市、县文化局和市博物馆抽调，任命任远为办公室主任。同时，还征调几名技术骨干，从省、市住建局借调范征一、郑兴昌两位工程技术人员，从市建筑公司和房管局借调了十几位有经验的老工人和几名退休工，组建维修队伍。
维修九顶塔，施工难度系数高、距离路程远、郊区环境差只是一方面，最关键的是谨防二次破坏，每一步都要轻手轻脚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施工之前，工人们先细心清理出被埋的塔身和塔基，然后进行认真测量与计算，取得旧塔的各项精确数据；然后对维修前佛塔的总体状况和细部情况进行一一拍照，根据旧塔情况，参照新旧资料和相近之塔的构造，由技术骨干绘制出九顶塔维修图纸，维修工程有了初步设想。
任远先生曾袒露心声：“对于某个地区，国家权威部门和那些大学者不可能、也没办法给予太具体的全面关注。所以，责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当地文化人身上。你要求工人、农民专心关注不现实；你要求政府官员关注也有局限，文化部门的人不热心、不关注，无论从道义上、责任上讲都是一种失职。”
当发现9个小塔的塔刹已经没有实物可查，经过上级领导批准，任远带领范征一、郑兴昌进京找专家请教，通过文化部文化局联系了著名古建筑家、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，请他出面帮忙审定。“七七”事变发生前，梁思成夫妇曾到过四门塔、九顶塔进行实地勘探。他在北京西郊建筑科学院接待了任远一行，与刘敦祯教授一起，听取了他们的汇报，看了带去的照片和图纸，现场商量维修对策，阐述了他对整修古建筑一以贯之的“修旧如旧”主张。梁思成工作繁忙，本来约定好的20分钟见面时间，不知不觉谈了近两个小时，任远深受感动和启发，回来后第一时间汇报工作，很快就开始投入维修了。
1962年，一场别开生面的维修工程在荒郊野外展开。那个时候，交通不便，条件有限，从济南运输建筑材料，先用汽车运到灵鹫山下，再雇民工从山下挑到工地上，遇到特大暴雨天气，施工环境充满险情。最细琐的环节还是搬砖：当古旧砖运到工地，工人根据塔身、塔顶、小塔独特构造，每块砖先砍后磨，逐块加工，在工地上依次摆好，然后一块块修补到塔上。一天到晚，大山深处，叮叮当当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就像一首孤独而轻盈的歌谣。这让我想起当年林徽因路过泰山时的心境，“记得那天∕心同一条长河∕让黄昏来临∕月一片挂在胸襟∕如同这青黛山∕今天∕心是孤傲的屏障的一面∕葱郁∕不忘却晚霞，苍莽∕却听脚下风起∕来了夜——”异曲同工之处在于，他们走向孤独与虚空。
整个工程中，专家与技术人员、施工工人同吃同住在工地，有问题第一时间解决，保证工程质量，历时半年多完工。“修旧如旧”的经验，受到一致好评。
以现代眼光打量，做到“修旧如旧”并不容易，需要一点历史的耐心和审美的精神。民俗学者冯骥才有个经典比喻，“建筑要保持历史原状，不要落地重建，坏牙可以修补，不要换一口假牙。”古建筑，好比一口坏牙，修补坏牙和换成假牙之间的价值考量，关系着文物保护的灵魂所在——是保存历史，而不是摧毁历史。要知道，文物也是有血肉、有呼吸、有灵魂的生命体，它们承载历史的呢喃，见证文明的进步，氤氲古人的手泽。
任远先生治学严谨、忘我奉献的精神，始终如一。1949年，任远在《新民主报》上发表《一个中学生的日记》，从此与文学结下一生的缘分，也开始了他的漫漫编辑生涯：从《青年文化报》到《济南日报》，从《泉城》到《当代小说》，一干就是45年，亲手编发和签发的稿件至少在5000万字以上，所培养和扶持的年轻人更是数不过来，这些在《济南文坛漫话》一书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徐北文在为他的散文集《山水情》作序中如是写道，“静轩豪放，孔孚热烈，我则是个跅弛不羁的人，只有任远‘温良恭俭让’。四个人游山逛水，品茗纵谈，因三个人都是外铄，只有一个内敛，我们仍然被目为自由放任的少年气盛的一伙。”“温良恭俭让”，5个字概括出任远先生的品格。后来，当读到他儿子任建新整理出版的亲情书信集《无法寄出的爱与孤独》，我不禁潸然落泪，他的老伴梁玉洁女士回忆道，“我永远忘不了你每篇文章定稿后，你念我为你抄写的情景，我感到那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别样的幸福。因此你每次写一篇文章，我都不止一次地问你写完了没有？抄不抄写？好像从心中渴望坐在你面前，一边听你朗读、一边欣赏文中描述的美景和佳句，同时用笔将它记录下来。”读到这里，我能想象到任远先生点灯熬夜写文章、改稿件的安静场景，也能想象到为了考证史料，他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背起水壶、带上干粮，爬山过河、寻觅南山、搜集物证的动人场景。在他眼中，龙洞、柳埠、灵岩、黄石崖，就像自然的合金，散发出迷人之光，拥有探究不尽的精神魅力。
1935年，鲁迅先生创作杂文《靠天吃饭》，其依据便是出自济南清代工匠魏祥所刻的《靠天吃饭图碑》。魏祥参与和领修的工程有县学宫、魁星楼、文昌阁、城隍庙等，道光年间《济南府志》记载，魏祥“艺杰构巧，运以精思，遂成伟工”。魏祥的发现者便是任远先生，当年他在山西五台山工作时见到《靠天吃饭图碑》拓片，兴趣颇浓，遂刻之，曾立于大明湖畔铁公祠内，后来佚之。“出佛出道∕亦马亦牛∕何须千手千眼∕抟虚宇宙。”诗人孔孚在《题己》诗中的灵魂独语，用在任远先生身上同样适合。他执笔从文，赓续文化薪火，把一个个精神世界照亮，同时又用诗意画笔描摹泉城大地，他的满腔热爱是深厚的，也是不朽的。他的诗意邀请，在今天依然犹在耳畔回响，“在济南，您尽情欣赏举世闻名的泉水之美，大概不会想到：在泉城之郊，还有古代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，给我们留下辉煌的建筑、石刻等艺术杰作，以及幽雅动人的自然景色吧？您如果有兴趣，就去济南南郊约三十五公里处的古镇柳埠，游览一下神通寺遗址，看看四门塔、龙虎塔、九顶塔，欣赏一下千佛崖的石窟造像，领略一下那清新、别致的自然风光吧。”